中科技术让白癜风患者早绽笑容 https://m.39.net/pf/a_7150747.html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军研究员于年5月6日下午两点半（多伦多时间）在加拿大多伦多因病辞世。刘老师近两年来身体时好时坏，医院，师母也和我说起过刘老师的病情，因此我心里是有一些准备的。尽管如此，当5月7日一早接到师母告知刘老师辞世的消息时，我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悲伤不已。能够成为刘老师的学生，可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否则，我很可能会继续在天津求学、工作，然后娶妻生子。人生轨迹，便会是另外一副模样了。年10月间，刘老师联系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哈全安教授，希望哈老师帮他推荐一名即将毕业的本科生，来年免试攻读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学校的保研工作已然基本结束，而我正因为保研中途出现变故而懊恼不已，此事也为古道热肠的哈老师所知。于是，哈老师便联系我，让我第二天就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世界历史研究所面试。我当时一听脑袋就大了。一是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准备面试，二是自身专业本为中国史，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这样的国家级科研单位面试，这的确需要百倍的勇气！不过，想到能到北京读书毕竟是一件美事，加上哈老师告以学好理论对将来科研好处多多。只要我不捅篓子，到北京读书应该不成问题。于是，第二天我便真的跑到北京参加面试去了。面试时，我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方面积累的那点“皮毛”知识，很快便被在场的一位复试老师来了个大揭底。这位老师提问我三个问题：一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联系和区别；二是结合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主要内容试评价其史学思想；三是简评梁启超《新史学》的史学思想。在复试老师刨根问底式地追问下，我很快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那次，我真的体会到“如果地上有条缝便会钻进去”是种什么感受！正在我尴尬、局促万分之际，刘老师忽然提问，让我简要谈谈对全球史的理解和认识。我现场耍聪明式地指出，全球史是对更大地理范围或社会单元的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的史学学科，对我国学界有着重要启示。全球史的兴起，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云云。其实，我那时对全球史根本没有多少了解，更遑论全球史的史学理念和研究方法！不过，至少这一问题不会让我无话可说！后来，刘老师用英文问我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何印象。我用英文回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国家最高人文社科类研究机构，学术大家云集，经典成果众多，等等。也就是五六句话的样子，我便草草回答完毕。面试后，刘老师让我回天津等候通知，并亲切地握手话别。当我走出世界历史研究所时，我想这次不仅丢了人，同时也彻底没戏了！不过，尽管面试很糟糕，刘老师最后还是招收了我，他说我的学年论文选题创新性强，写得也很有文采，言外之意是说我还是块可塑的材料。当然，我也知道，哈全安教授肯定也帮我说了不少好话。刘军年6月摄于加拿大海洋三省自进入刘老师门墙的一段时日内，我内心深处便一直很自卑。毕竟，自己的世界史和史学理论的基础太薄弱了。不过，在跟随刘老师读书的三年中，他从没有因为我的专业“无知”批评过我，而是不断鼓励我要认真读书，多读经典。我很快便发现，刘老师是一位非常包容和谦和的人。我也很快发现，在对待学术问题时刘老师也很包容。当年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正在中国大陆热销，“加州学派”风靡海内。有一次，我向刘老师请教《大分流》一书将中国和西欧在近代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归结于煤炭因素，是不是有些偏狭。刘老师一方面认为我的质疑可能有着一定合理性，但同时也提醒我，多数著作回答或解决的可能只是一个或两个问题。对一本书不能求全责备，只要对当前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和推动，都是应该肯定的。当时，我总觉得刘老师缺乏一种学术批判的劲头，但后来我慢慢改变了看法。现实生活中的确不乏犀利的学者，讨论起问题来滔滔不绝，处处标榜自己的高明。更有学者在评论他人著作时，只抓一点不及其余。至于这一点，究竟是不是著者所讨论的重点，根本忽略不计。类似的学术批评可能让人酣畅淋漓，但总觉得不是太道地。相反，如果一位学者能够对不同的学术观点保持一种相对尊重和包容的态度，客观地审视或评判相关观点的优劣得失，并从中汲取学术滋养进而提出新的看法，那不是更好嘛？刘老师显然属于这样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所的科研人员一般每星期只上一天班，其他时间大家各自在家里分头做科研。上班的当天，有时还会有一场学术报告会。报告人主要是所里的研究人员，汇报自己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报告者不仅能够及时总结研究心得，听取别人的建议；听报告者也能够开拓视野，获得新知。有时候，报告会开的非常激烈。我记得有一次，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易建平研究员做报告。报告后有老师提出了异议，火药味还很足。后来，我见刘老师发言，认为易老师的讨论很有价值，至少让他很受启发。具体发言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大意是对新思考、新观点还是应当包容。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刘老师在学术研究上的包容和纯真，也体现在对学生的尊重和教导上。在硕士毕业前夕，我曾因毕业论文中的一个学术观点，和刘老师在电话里争论起来。刘老师要我进行删改，以免得答辩老师提出异议。而我却敝帚自珍就是不同意，最后气得刘老师挂断了电话。正当我忐忑不安、思谋补救之策时，刘老师却给我打来电话说论文不用改了，年轻人敢于坚持学术观点也是好事。语气是那样的柔和，并没有一丝的不悦。博士毕业之后，我进入了民政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所从事殡葬政策和文化的研究工作。对于这一研究领域，一些师长开始有些看法。刘老师却从开始就是我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民生问题，很有研究价值。由于少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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